裴岑碑的出土为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春天，时任征西大将军的岳钟琪驻守镇西故地巴里坤，他命令士兵在现今县城东约 20公里的石人子屯田耕作，士兵在犁地的时候发现的。士兵看见这块石头上有文字就赶快报告岳钟琪。岳钟琪一看就知道是块汉碑，立刻命令士兵送到他的帅府，慢慢地研究把玩。经过一番清洗擦拭，碑文便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原文一共是6行，每行10字，总共是60个字，字体是东汉时期所流行的带有小篆味的隶书。碑文的完整内容是：

“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

岳钟琪读完了完整的碑文心情如何，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我们没有办法揣测，但是从他先是把石碑搬到自己的帅府，后来又专门在现在北门外的关帝庙里建造一个亭子加以保护的行为来看，他是非常珍视这块碑刻的。岳钟琪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儒将，对于史籍颇多研读，所以知道其历史价值。

碑文中说到的呼衍王，即是北匈奴留在漠西北的一支。这一支匈奴人，虽然经过东汉永元五年与任尚、王辅的战斗，元气大伤，却并未消亡，在呼衍王的领导下，一直在蒲类海一带活动。并且从公元94年到135年的40余年时间里，一直威胁著汉朝对于西域甚至河西走廊的统治。因此，东汉永和二年，即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领本郡三千兵马袭击呼衍王于伊吾北部的蒲类海边，斩杀了呼衍王，消灭了他的大部队，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使这个地方保持了十多年的安定。可是《后汉书》却对于这次重大的战役没有记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记载的一个重大疏漏。因此，裴岑碑的碑文所提供的史料弥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

而关于裴岑碑的相关民间传说，在镇西故地的流传十分广泛。其中的一个传说是这麽讲的：

岳钟琪驻扎镇西故地巴里坤之后，也像富宁安、年羹尧他们一样，为了解决军队的吃粮问题，就在当地屯田。

有一支部队就在现在的石人子一带犁地。犁头在冰茬子上滑马儿呢，牛拉著轻松，扶犁的人也轻松。突然一张犁铧打了梗，没在意，加了一鞭子，牛一用劲，哗啦、??嚓，犁铧断了。士兵才发现是被一个栽桩石挡住了。士兵打坏了犁铧很是害怕，这时候偏偏被来田间视察的岳大将军看见了。他赶到跟前，用手拨开泥土，在石头上发现了隐约的字迹。于是他立刻让士兵们把这块石头挖了出来，用牛车载了送到帅府，仔细揣摩。

奇怪的是这一年夏天天气热，秋天降霜迟，屯军所种的青稞大丰收。这种情况，以往不曾有过，以往不是春天开犁迟，就是秋天降霜早，青稞总是熟不好。今年是哪路神仙关照的呢？随军的师爷和风水先生都苦思冥想这里面的奥妙。想来想去，有人突然想到了这块汉碑。汉唐风骨是帝国的灵魂，炎黄子孙的主心。如今驻军西域，安定边防，拓疆扩土，自然是要弘扬帝国的风骨，依仗炎黄主心，自然也就会得到汉唐先贤的保佑，说不定今年夏暖霜迟就正是先贤的保佑。当地民间传说，镇西故地巴里坤之所以严寒，是因为西海子为冷龙盘踞所致。随军师爷和风水先生的解释立刻就在军中传开了。说是今年之所以夏热秋暖，是因为这汉碑有震慑冷龙的功用。

岳钟琪将军也就听从师爷和风水先生的建言，将裴岑碑供奉在帅府的正堂里。起初人们还把这裴岑碑叫做汉碑，后来知道这汉碑有了震慑冷龙的功用，也就把它叫镇海碑了，并且每逢节令吉日，还举行祭祀仪式。渐渐这镇海碑的名字也就代替了裴岑碑和汉碑的说法。

于是，岳钟琪在巴里坤驻扎几年，要离开的时候，就在汉城北门外的关帝庙里建了一个亭子，将这裴岑纪功碑搬运过去，供奉在亭子里，这个亭子就有了一个名字——“镇海碑亭”。

汉碑之所以被称为镇海碑，它所震慑的是盘踞西海子里的冷龙，而冷龙是危害屯田禾稼成熟的罪魁祸首。当年清军驻扎镇西故地，屯田积粮是其取得战略胜利的基本保証，关系重大，意义非凡，而当地暖季延长，霜降推迟又是屯田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当时儒释道合一，宗教氛围十分浓厚的情况下，也许是一个偶然的气候因素导致这块汉代遗留的纪功石碑，具备了保障气象的特异功能，这实际上是人们借助汉唐风骨，为炎黄主心增添的一笔宗教色彩。也正折射了这支农耕民族军队弘扬汉唐风骨，强壮炎黄主心的团体意愿。

在这种团体意愿的滋养下，人们忽略了这个石碑的历史价值，却夸大了它震慑冷龙的神奇功能，这也是顺理成章的社会选择。民间意识是这样的，连文人思想也不例外，比如连乾隆时期的大文人纪晓岚也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予以记载，说是因为这西海海子里有冷龙盘踞，镇西地方的天气才这麽寒冷；幸亏有这镇海碑将冷龙震慑住了，庄稼才成熟，驼马帮健壮，军队才威武。因此，人们对于镇海碑神奇功能非常信服，在过年的时候也不敢大放爆竹，为的是害怕惊醒好不容易被镇海碑震住了的冷龙。

正是在这种弘扬汉唐风骨，强壮炎黄主心的团体意识的推波助澜中，关于镇海碑的功能，在风俗的不断演绎中，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神奇了。

镇海碑既然有了这些神奇而伟大的功能，人们就争相拓印。拓印却威胁著石碑的安全。在乾隆年间，有个名叫刘存祥的军官和一个名叫申兆定的书法家对此很担忧，他们就想个办法，精心仿制了一个木质的镇压海碑，其逼真和精细简直可以以假乱真。从此就用这个仿碑代替真碑，供人们拓印之需。才使真碑得以免遭磨损之威胁。

这是有识之士对于汉唐风骨象征物的悉心保护。

到了民国中期，西北流匪马仲英来镇西。当地守城官员，害怕马匪占据离城只有半里路的关帝庙沦为敌人据点，就事先放火烧了这个庙宇群落。镇海碑在大火中开了几道裂纹。民国末年，时任镇西县民教馆馆长的张钧先生，以为将镇海碑放置在只剩残垣断壁的破庙中不安全，就以保护文物的名义，将石碑移至南门外的地藏寺内保存。可是偏偏这年天旱无雨，南园子的农民，以为是将镇海碑易地，触怒了龙王所致，就闹事将石碑仍然移回原地。这样在来来回回的折腾中，开裂的碑身就散架了。所幸的是没有伤及碑文。

上世纪50年代初，镇海碑作为国家文物，被自治区博物馆收藏保护。可是，到了90年代，已是耄耋之年的张钧先生告诉我，老电影院门边的那一块大青石头，就是镇海碑脱落的碑座。我正准备向有关部门反映，不巧出差。等我回来，老电影院已经拆除，挖工地修楼房，那个碑座自然是不翼而飞，不知去向了。

这使笔者深感痛心的是，也许因为信仰意识的淡漠，当代人在民族精神的弘扬和文物保护的意识方面，已经有点愧对古人了。